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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谈判期间 蒋介石如何对待毛泽东?

作者:杨天石 来源:《找寻真实的蒋介石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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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初谈不顺  蒋介石充满敌意

    早在8月26日,蒋介石就在日记中写下了“与毛商谈要目与方针”,包括“共部之处理”、“国民大会办法”、“参加政府办法”、“释放共犯办法”等内容。 27日日记云:“对共方针,决予其宽大待遇,如其果长恶不悛,则再加惩治,犹未为晚也。”⑤ 28日,蒋介石召集干部会议,讨论对毛泽东来渝后的方针,确定“以诚挚待之”,“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,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,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,不稍迁就”。⑥ 28日下午3时许,毛泽东等人到达重庆机场,毛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:
 
   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,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,当前时机极为重要。目前最迫切者,为保证国内和平,实施民主政治,巩固国内团结。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,应在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,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,建设独立、自由、民主、团结与富强的新中国。

    当晚,蒋介石在林园设宴招待毛泽东一行,特意将毛安排在自己的对座,以示“诚恳”。宴会后,又邀请毛泽东下榻林园。

    毛泽东等来渝前,中共中央曾发表《对时局宣言》,要求国民党立即实施六项措施: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;严惩汉奸;解散伪军;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;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;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人物会议,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。对于这六条,蒋介石在日记中表示:“皆应留有余地,而不加以正面拒绝,但须有确定前提。” 8月 29日,蒋介石与毛泽东举行第一次会谈。蒋称愿意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,并称中国无内战。毛泽东则称,说中国没有内战是欺骗。蒋提出谈判三原则:一、所有问题整个解决。二、一切问题之解决,均须不违背政令、军令之统一。三、政府之改组,不得超越现有法统之外。这个“三原则”,就是他在日记中所说的“确定前提”。 当晚7时,蒋介石亲赴毛泽东所住莲屋访问,约谈一小时,蒋自称属于“普通应酬”。 31日,蒋在日记中写道:“毛泽东果应召来渝,此虽为德威所致,而实上帝所赐也。”

    9月3日,毛泽东通过周恩来、王若飞向国民党代表张群、张治中、邵力子提出十一条谈判要点,其主要内容为:

    一、确定和平建国方针,以和平、团结、民主为统一的基础,实现三民主义。

    二、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。

    三、承认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并长期合作,和平建国。

    四、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。

    五、严惩汉奸,解散伪军。

    六、重划受降地区,(解放区抗日军队)参加受降工作。

    七、停止一切武装冲突,令各部暂留原地待命。

    八、实行政治民主化,军队国家化,党派平等合作。

    九、政治民主化之必要办法: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,各党派参加政府,重选国民大会;由中共推荐山西、山东、河北、热河、察哈尔五省主席、委员,及绥远、河南、安徽、江苏、湖北、广东六省副主席,北平、天津、青岛、上海四特别市副市长。

    十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:公平合理的整编全国军队,分期实施;解放区部队编成十六个军四十八个师,驻地集中于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以北地区;中共参加军委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;设北平行营及北方政治委员会,任中共人员为主任。

    十一、党派平等合作之必要办法:释放政治犯;保障各项自由,取消一切不合理禁令,取消特务机关。

    毛泽东所提十一条中的“实现三民主义”、“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”等内容,蒋介石自然满意,他反感的是其中的九、十等条,批评其为“要求无餍”。9月3日,蒋介石日记云:

    余以极诚对彼,而彼竟利用余精诚之言,反要求华北五省主席与北平行营主任皆要委任其人,并要编组其共军四十八万人,以为余所提之十二师之三倍,最后将欲廿四师为其基准数乎?共匪诚不可以理喻也。此事唯有赖帝力之成全矣!

    4日晨5时,蒋起身祷告,“愿共毛之能悔悟,使国家能和平统一也”。上午,他约张群、张治中、邵力子谈话,听取昨晚与周恩来谈话经过。蒋自感“脑筋深受刺激”,叹息“何天生此等恶劣根性,徒苦人类乃尔”! 他将自拟的《对中共谈判要点》交给张群等。其主要内容为:

    一、中共军队之编组,以十二个师为最高限度。

    二、承认解放区,为事实绝对行不通。

    三、拟改组原国防最高委员会为政治会议,由各党各派人士参加。在国民大会产生新政府后,各党派与无党派人士均可依法参加中央政府。

    四、原当选之国民大会代表,仍然有效,可酌量增加名额。

    国民党1927年执政后,长期实行以“一党专政”为核心的“党治”,因此受到国内外各阶层的严厉批评。1936年,国民党提出召开“国民大会”,制定宪法,成立政府,宣称将通过此途径“还政于民”。除选举代表1200人之外,国民党的中央及候补执、监委为当然代表,国民政府并直接指定代表240人。由于这批代表是在国民党一党包办下产生的,又事隔多年,中共主张代表重选,蒋介石则主张增补、调整,坚决反对重选。

    按蒋的想法,要将毛泽东的提议从速公布示众,但张治中等认为为时过早。同日下午5时,毛泽东应蒋介石邀请,参加军事委员会召开的抗战胜利茶会。会后,蒋、毛再次直接商谈。从9时起,张群、邵力子、张治中受命与周恩来、王若飞开始第一次会谈。至10月8日止,双方共会谈13次。

    从9月4日起,蒋介石即将和中共谈判的任务交给张群等三人,而他自己,则退居幕后。但是,他仍然时时研究苏俄与中共动态,牢牢掌控谈判,日记中有许多对谈判情况的记载:

    9月8日,蒋介石《上星期反省录》云:“共毛各种无理要求与不法行动,自受俄之主使,余亦惟有一意忍耐处之。”

    9月11日日记云:“余今日对俄、对共,惟有以诚与敬对之,未知果能收效否?”

    9月12日正午,蒋介石约毛泽东、周恩来到林园共进午餐。日记云:“余示以至诚与大公,允其所有困难无不为之解决,而彼尚要求编其二十八师之兵数耳!”

    9月13日日记云:“嘱毛泽东访魏德迈。”

    9月15日《上星期反省录》:“共毛近来从容不迫,交涉拖延之故,其必等待美国政策之转变,期望国际共同干涉内政也。”

    9月17日日记云:“正午,约毛泽东、哈雷照相谈话。据岳军言,恩来向其表示者,前次毛对余所言,可减少其提军额之半数者,其实为指四十八师之数,已照其共匪总数减少一半之数也。果尔,则共匪诚不可与言也。以当时彼明言减少半数为二十八师之数字也,其无信不诚有如此也。”

    9月20日日记云:“目前最重大问题为共毛问题。国家存亡,革命成功,皆在于此。”“不能不为国相忍,导之以德,望能感格也。”

    9月21日日记云:“考虑共党问题对国家祸福利害甚久,此时主动尚在于我,不患其作恶卖国,吾仍以理导之。”“晚与哈雷谈共党问题,示以军额最大限为廿师,如其仍要求华北各省主席,则不再谈矣。”

    9月22日《上星期反省录》云:“中共阴谋与野心虽被阻制,但险象仍在,不可稍忽,事已到了最大限度,彼仍不接受,则惟置之不理,任其变化,以此时主动全在于我也。”

      从上述日记可以看出,蒋介石对毛泽东、周恩来等虽然笑脸相迎,但内心却充满敌意。

    谈判中,张群等根据蒋介石的指示,曾于9月8日对写了一份书面文件,逐条回答中共所提谈判要点。其第一项称:“和平建国自为共同不易之方针,实行三民主义亦为共同必遵之目的。”第二项称:“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,承明白表示,甚佩。”第三项称:“各党派在法律面前平等,本为宪政常规,今可即行承认。”其他如严惩汉奸、解散伪军,参加受降工作,停止武装冲突,释放政治犯,严禁特务逮捕、拘禁以及政治民主化、军队国家化的原则,国民党代表都表示“自可考虑”,或“自无问题”,蒋介石和国民党代表所不能接受的是“重选国民大会代表”、“解决解放区办法”以及“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”等问题。 当时,毛泽东要求将中共部队改编为48师,而蒋介石只允许以20师为最高限额。至于五省主席、六省副主席、四市副市长、北平行营主任等职,蒋介石觉得中共是“狮子大开口”,根本不想考虑。

    就在两党谈判僵持不下之际,蒋介石却于9月27日偕宋美龄飞往西昌,休息去了。

    蒋介石的心态发生180度大变化,企图扣留并“审治”毛泽东

    在去西昌的飞机上,蒋介石读到了毛泽东回答路透社记者的提问。提问中,毛泽东谈到,解放区已经拥有120万人以上的军队和220万人以上的民兵,除分布于华北各省与西北的陕甘宁边区外,还分布于江苏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各省。 毛泽东的这段谈话勾起了蒋对中共所提十一条的回忆,也勾起了蒋郁结在胸中对中共和毛泽东长期的仇视。其实,在蒋介石的心目中,中共早已不是和国民党并肩抗敌的战友,而是“汉奸”、“叛逆”;毛泽东也不是他盛情相邀的贵宾,而是“罪魁祸首”。他在日记中愤愤地写道:


    如欲不惩治汉奸,处理叛逆则已,否则非从惩治此害国殃民,勾敌搆乱第一人之罪魁祸首,实无以折服军民,澄清国本也。如此罪大恶极之祸首,犹不自后悔,而反要求编组一百二十万军队,割据陇海路以北七省市之地区,皆为其势力范围所有,政府一再劝导退让,总不能餍其无穷之欲壑,如不加审治,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军民在天之灵耶!


    蒋介石表现在这里的情绪已经不是他在日记中一再表达的“诚”与“敬”,而是一股强烈的刚暴之气。他明确表示,要对毛泽东加以“审治”。

    西昌,当时西康省的重要城市,位于今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中部,始建于汉。蒋介石夫妇到达西昌后,下榻当地名胜邛海。从雾霾层层的重庆转移到风清鸟啭,花笑山明之地,蒋介石心情为之一舒。但是,他仍然系念在重庆谈判桌上和中共代表的斗争,反复考虑“共毛对国家前途之利害与存亡关系”。29日,他在日记中写下了“中共之罪恶”六条:


    甲、资抗战之名义,而行破坏抗战之实。

    乙、借民主之美名而施阶级独裁之阴谋。

    丙、违反四项诺言之事实与经过,欺民欺世,忘信背义,莫此为甚。

    丁、藉民选之名义以行其拥兵自卫,割据地盘,奴辱民众,破坏统一之实。

    戊、破坏外交政策,捕杀盟军官兵,阻碍联军行动,破坏国军反攻计划,诋毁英美参战为帝国主义之战争。不仅反对政府联合英美作战,而且始终破坏中苏国交之增进。

    己、勾结敌军,通同汉奸,倾害国本,颠覆政府,以组织联合政府为过渡手段,而达到其多数控制,成立第四国际专政之目的。


    在抗战中,国共两党虽然结成了统一战线,但国民党时刻想限制共产党的发展,将中共的活动纳入自己的政令、军令之下,而中共则坚持独立自主,力图突破国民党的限制,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力量。因此,双方虽共同对敌,但彼此间又充满限制和反限制,摩擦和反摩擦的斗争。从上述蒋介石列举的“罪状”里,人们不难看到,抗战虽然胜利了,但蒋介石积累的对中共的误解有多深,扭曲有多严重,仇视有多强烈。

    宋美龄看到蒋介石如此忙碌,笑着说:你到西昌来哪里是为休息呀!蒋介石没有解释,但他心想:“孰知余此来,比之平时之思考与工作更为迫切而急要也。他日统一如能告成,或得之于西昌游程中也。”蒋接着写其所谓中共“罪状”:

    庚、 企图割据华北各省,盘踞热察,隔绝中苏联络,破坏中苏联盟,以期扰乱世界和平之建立。

    辛、 擅设军事委员会名义,劫持第十八集团军,促使新四军之叛变,反抗军令,毅然以共产红军自称。

    壬、 擅设延安所谓陕甘宁边区政府,割据地盘,反对中央政令,私发钞票,擅征租税, 强种亚片,私设关卡,与敌伪公开贸易,交换货物,以接济敌军,助长侵略,此即中共所谓对敌抗战也。

    癸、迹其宣传,直接以攻讦政府,诬蔑盟军,间接以协助敌伪,毁灭国本,必欲中华民国变成为第四共产国际而后已。

    子、共军所到之地,所谓民选政府之实情:(甲)信仰言论行动皆为绝对统制而无自由,否则即以反动汉奸与叛徒之罪而加以逮捕。传教士绝对不能传教,且不准其进入其民选区。(乙)人民之纳租、出捐、抽丁、派粮不惟因战后而不奉令停止,且变本加厉,各种苛捐杂税层出不穷,民不聊生,而抗战期间到处煽动人民,对政府抗粮抗役,以不出粮、不征兵,且借各种神道邪教以愚惑民众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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